严歌苓不能做一个钱比自由多的人

文章来源:酒泉文学网  |  2019-09-1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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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歌苓,擅写女性命运的作家,包括《金陵十三钗》在内的多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。近日,严歌苓携手作家出版社推出被称为“转型之作”的最新长篇小说《陆犯焉识》。书中主人公是一个叫陆焉识的旧时代知识分子,他的命运也被铺展在二十世纪中国跌宕起伏的大历史背景上。“我以前也写了不少以男性为主人公的作品,不过似乎并未受到大家注意。”严歌苓说道,也许这部作品会使她的形象在读者眼中有些转变。这部作品,严歌苓酝酿了十几年,主人公的原型也来自她年少时就好奇和着迷的祖父。她说:“一个作家,要能站在任何人的鞋子里去感受、去发现。”

【谈新书】

主人公缘自对“根”的好奇

(以下简称记):《陆犯焉识》被称为“转型之作”你认同吗?主人公的原型就是你的祖父?

严歌苓(以下简称严):我的形象在读者眼中可能有点转变,可能过去读者觉得我是写女性的作家,这次也让读者看看我也是可以写男性的。过去我也写了不少男主人公的小说,大家好像没有太注意。这本书酝酿了十几年了,我的祖父是小说男主人公的影子,我从小对他好奇和着迷,特别想了解他,特别想懂得他,特别是我知道他40岁就自杀的事情,就常想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?他是那么精英、那么幸运的人,从小就是个神童式的人物,16岁读大学,20岁出国,25岁就拿到博士学位,还会4国语言。所以对这个主人公的缘起,就是对自己“根”的好奇。

了解祖父的过程,也是发现自己的过程。我在美国的二姑妈就说,家里最像她父亲、我祖父的人,就是我。比如我 0岁从零开始学语言,一下就考过托福了。我也有点“躁郁症”,可能也有些像祖父那样,有极高的创造力,但常常又容易掉进苦闷的深渊里。很多作家不可避免地对自己家里的长辈,特别是不寻常的长辈发生兴趣,这就是一种对血缘、根性的追究、发现、认识。陆焉识的原型还有一个长辈,跟我们没有血缘关系,我祖父抗战时就去世了,我就把这个长辈的经历与他结合在一起,这个长辈就是书中陆焉识因“反革命”被判刑的原型。

为创作两次去西北调查

记:书中故事与两位长辈有多少相似度?你写作过程中涉及劳改农场等的资料是怎样收集的?

严:一个小说家,要以想像力为第一元素,只讲这两个人的故事,可能几页纸就讲清楚了。大量的都是我虚构的,有90%是我虚构的。他们都去世很久了,他们的很多东西都是很破碎的。我的一个资料是那位长辈给我了一本他自己写的手记,是为了我写的,他怕有些东西讲起来不是很清楚,我是1994年左右得到的。我也两次专门去西北调查,青海的一个藏族自治县,曾经是劳改农场所在地,现在犯人早都被特赦,长了不少见识、知识,还跟已经退休的管教、管教的后代们聊天。比如这个床是怎么放的,最开始没有监狱,只是用石灰画了三道白线,第一道是监房,再外面一道线是一道墙,再往外是一道大的警戒圈,不能逾越。真是画地为牢,当时没有一个人跑掉。那时只是一片大草地,他们这样住了三年,后来搭了帐篷,帐篷外是白线。他们站在白线里也能看到管教、职工的家属和孩子,很多犯人是知识分子,于是做了孩子的老师。

【谈祖父】

他最痛苦的可能是觉得没有自由

记:书中主人公的命运涉及一个关于自由的探讨,也涉及多层次的自由。

严:这是一场男主人公对于自由的大悟、彻悟。自由是什么?自由的敌人是什么?后来意识到自由的敌人应该是他自己。在早先有自由的时候,他在最优秀、最美丽的女人面前,就是他母亲给他安排的妻子,他认为这不是自己自由得来的,就走进了自己一辈子的一个误区。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。在他被判刑失去自由的时间,他想起这段感情,才意识到这是什么。后来他回到自由的世界,却发现一点都不自由。我想我祖父那样的人,他最痛苦的可能就是觉得没有自由,他爱上美国的一个女孩子,却必须回到中国来。

孤傲的一个人因失望而自杀

记:你现在看来,祖父当年的自杀究竟因为什么?

严:因为失望。他是孤傲的一个人,当时学界、文艺界有很多派,不跟它做朋友就势必成为它的敌人,他不想属于任何派,他希望是自由的,实际上他成了所有人的敌人。我祖父的境遇和书中的陆焉识很像,他希望有事做,希望人家能帮他,又舍不得那份儿脸来求人,最后一次求人,结果人家都不来,在这种情况下,他就吐血了。他没办法撑下去,这个家庭也没办法撑下去了。

记:对祖父的理解是不是在写作的过程中加深了?

严:是的。不知道他当时会不会像我这样想,也许来不及这样想,但他一定会保留自己独立的一种性格。我们家的人表面都很随和,但只是表面,我们都希望大家高兴,但内心又有种抵抗,成为永远的矛盾,跟自己过不去。

【谈转变】

地域刺激我写不同的东西

记:从军队题材,到你去美国后的一些移民题材,再到你后来写作的变化,有什么有意识地转向吗?

严:在美国一开始打工上学,每天都有新鲜事物,都有东西激发你的灵感,因为生活与国内太不一样。有时候觉得,进入一个洗手间,一大排水龙头在那儿,我就得在那儿看别人怎么打开。当时国内只有一种拧法,他们已经有很多种,我就怕自己弄半天拧不开水龙头,显得很笨拙、很傻。

当时《扶桑》出来,一个美国问我,刚到美国时,最多用的是哪个感官来感受,我说我用第六感官用得最多。所有的东西就靠你刹那之间意识到、悟到、学到,那个时候是灵感迸发最多的时候。因为你敏感,你是个边缘的边缘。每天的生活,你感觉应接不暇地变化,住处、买东西、银行的赤字,很多东西给我感觉是创伤性的。经过那样一个蜕变,把根从国内的热土里 ,简直是血淋淋的一把根,但又不能马上扎下去,那是一片冷土,还不能接受你,你也不知往哪儿扎。根须是暴露的,就像你 的神经,你没有皮肉在保护这一串神经,但所有的神经都在感受。所以我写了一系列短篇、中篇小说。

2004年我们家搬出美国,我老公也回到外交部当外交官,我的英文也比较自如了,也可以用英文写东西了,后来到了非洲,天地洪荒的一个地方,就想起我这么多年想写的一篇小说,就是《第九个寡妇》。地域总是刺激我写不同的东西,比如美国那个地方刺激我写《扶桑》、《人寰》那样的东西,到了非洲就想写这样的。

我也能站在罪犯的角度看世界

记:近年来你的几部作品不乏以二十世纪大历史为背景,最近对此比较感兴趣?相比过去的作品,似乎感觉最近的作品更多样化了?

严:我一直对这段历史感兴趣,因为我父亲是那个时代过来的,我现在不仅对父亲的经历感兴趣,对爷爷的经历也感兴趣,对民国以后的中国人都感兴趣,实际上兴趣比过去拓宽了。写女性是我最自然的东西,恨不得有人说我写女性写得很好,别改了,别干有可能失败的事,可不行啊,我有冲动要写啊。别说我能站在一个男人的角度去看女人、看世界,我也能站在一个罪犯的角度去看世界,我还有一个长篇,预计会在明年出来,其中有一个制毒的人就说,意志薄弱者就会去吸毒,就会被自然淘汰。一个作家,要能站在任何人的鞋子里,去感受、去发现。

【谈创作】

不能做一个钱比自由多的人

记:你近几年创作了不少新作,非常勤奋、多产。

严:手快、脑子也快,因为“精力过剩”。现在我每年大约有4个月在国内,在中国就是结结实实去生活,在国外就是清清静静去写作。国内的作家身兼数职,人和人之间的来往也多。在国外恨不得一个约会都是三个月前约好的,我有大量时间沉浸在对作品的思考中。

记:做《金陵十三钗》的编剧感觉如何?

严:现在最身不由己的就是要去弄影视,我这么一说,有人可能要说你别“嗲”了。有时候觉得自己的作品有些责无旁贷,也许觉得自己去编剧,不至于跟我的原著太相悖。但占用时间很多,它不是一次就完的事,一切控制在电影制作的机制里。《金陵十三钗》没看过完全做好的,看过刚剪出来的,没声音,但那个样子也觉得挺好的。我跟祖父一样,喜欢自由,什么工作让我感觉最自由就是最好的。还有上市公司跟我说你每年创作一个电视剧,我给你多少股份。我说,不要了,要那么多钱干什么,钱比自由多的人是很痛苦的。不能做一个钱比自由多、钱比幸福多的人,我现在觉得幸福正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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