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南商君功过浅析杂文

文章来源:酒泉文学网  |  2019-10-20

司马迁的《史记》是中国著名的史书之一,其打破了汉之前的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等编年体记录方式,又不同于国别体的《战国策》,开创了华夏第一部纪传体史书的先河。司马迁的《史记》、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被后人誉为“汉宋司马史双峰”。鲁迅先生更是看重汉司马,认为他的《史记》是“史家之绝唱,无韵之离骚”。

司马迁在著《史记》时,以其过人的顽强毅力,深厚的文化底蕴,非凡的笔墨文采,客观的叙述评判,以及丰富的想象推理,塑造了不少生动典型的历史人物,记载了许多本质彰明、骨坚肉丰、灵动传神的历史事件。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句至今还挂在人们嘴边。如:《越世家》里“飞鸟尽,良弓藏;狡兔死,走狗烹”,《项羽本纪》里“项庄舞剑意在沛公”等,都家喻户晓,广闻天下。

《商君列传》是《史记》七十篇列传中的一篇。这篇列传,太史公主要记述了商鞅事秦变法革新、功过得失以及“卒受恶名于秦”的史实。文章始言商鞅“好刑名法术之学”,三次游说秦孝公,终使“君大说之耳”;“鞅欲变法”,守旧派公然反对,鞅据理力争;“卒定变法之令”,众皆哗然。鞅立木悬赏,取信于民。刑太子师,以肃法令;“行之十年”,“家给人足”,“乡邑大治”,“秦人富强”。鞅将而伐魏,“既破魏还”;孝公卒,太子立,以欲反之名捕商君,而终以车裂族灭。文章最后,太史公对商君作出“天资刻薄人也”的评价。

俗话说,一千个读者心中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我读了《商君列传》后,有以下几点粗浅感受。如有不妥,请方家指正。

一、革旧立新,依法治理,使商君功成名显

商鞅变法是历史上重大改革取得明显成效的案例之一。一是建新制。根据天下大势和秦国实际,创立了适合秦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制度。把零星的乡村合并为县,重新划分田塍,鼓励开垦荒地,平衡税赋,统一度量衡,极大地促进了秦国经济发展。二是严管理。十家编一什,五家编一伍,相互监督,连带治罪。秦国出现路不拾遗,山无盗贼,城乡秩序稳定的大好局面。三是明法度。太子犯法,依新法处罚了他的两个老师。公子虔再犯,被处劓刑。打击并瓦解了旧的血缘宗法制度,初步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,使封建国家机器更加健全,推进了中央集权制。四是兴教化。要求男子长大后,父子要分开,男女老少分居而住;明确尊卑爵位等级,按等级占有土地、房产。五是重农业。让粮食丰收、布帛增产的免除自身的劳役或赋税。六是奖军功。有军功的显赫荣耀。人民勇于为国战斗,不敢为私争斗,极大地提高了秦军的战斗力,为秦国实现称霸的战略目标奠定了基础。

二、刑法严酷,刚愎自用,致使商君结局悲惨

商鞅变法使秦国民富国强之功难没,但最终却落得个车裂族亡的悲惨结局,主要因素有以下几方面:

(一)用刑过度。惩罚犯罪,保障人权,是法律的。如果法律违背人性,滥用酷刑,无视百姓切身利益,就不会得到百姓发自内心的遵从。商鞅变法的宗旨是富国强兵、王霸诸侯,至于百姓权益、尊严则很少顾及。“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,倍其赋”;“相牧司连坐”、“不告奸者腰斩”,让亲人、邻里之间没有安全感;奖军功,“民勇公战”,把人培养成了战争机器;对百姓有议论新法的,“尽迁之于边城”。

(二)不听进谏。赵良对商鞅说,听得进反面意见是聪,能正视缺点是明,能战胜自己的人性弱点是强。还说,一千个人唯唯诺诺赞同,不如一个人不留情面提出反对意见。这番话商鞅还算听得进,认为“貌言华也,至言实也,苦言药也,甘言疾也”,希望赵良“终日正言”,作自己善政之“药”。而赵良劝商鞅,鉴于朝野积怨太多,不如功成身退,交出商於十五国封地,到偏远的地方浇园耕种,“可以少安”。但商鞅认为有秦孝公支持,自己功勋卓著,没有谁能撼得动,因而没有服用赵良的“药”。

赵良劝商鞅学五羖大夫,劳累了不坐车,酷暑炎热不撑伞,走遍国中不用随从,廉洁自律、勤政爱民。提醒他,“恃德者昌,恃力者亡。”如果您还要贪图商於的富有,以独揽秦国的政教为荣宠,聚集百姓的怨恨,一旦秦公驾崩,“秦国之所以收君者,岂其微哉?”令人惋惜的是,对赵良的逆耳忠言,“商君弗听”。

(三)重刑罚、轻德政。商君治理国家倾向于刑罚,过度使用严刑、酷刑,这不仅不能使百姓心甘情愿地遵从法令,还容易引起民愤,造成积怨。应当是德政教化,刑法约束,标本兼治,相辅相成,才能夯实治国理政的法治之基。

(四)监督缺位。商鞅自己立法,自己执法,而且拒绝接受监督。他持才傲物,自诩为“高人”、“智者”,瞧不起任何人,认为“论至德者不和于俗,成大功者不谋于众”。在没有与大臣形成共识,没有征求公众意见,只凭借孝公的支持推行新法。太子犯法,刑、黔太子师傅公子虔、公孙贾,以杀鸡儆猴。公子虔复犯新法,即被处以劓刑,“使宗室贵戚多怨望者”。本来,评论法令得失,是最有效的监督。可商鞅听不进反面意见,对评论者无情打击,“其后民莫敢议令”。

(五)自身腐败。腐败是最不得人心的诟病之一。商鞅出任秦相后,不为百姓造福而大规模地营建宫阙,损耗国家资财,引来众多非议。受封于商於之地,恃功自傲,高调称君,“南面而称寡人”,更是不讲规矩;一旦出行,后边跟着数十辆车,车上都是穿着铠甲的卫士,身强力壮的人作贴身警卫,持矛操戟的人紧靠车子奔随。兴师动众,作威作福,好不气派。

三、身受其害,痛恨酷刑,太史公对商君评价少褒多贬

金无足赤,人无完人,商鞅有缺点也是难免的。然而,每一次改革总会触痛一部分人的利益,特别是涉及到贵族们既得利益后,不仅会引起众怒,还会招树强敌。商鞅迎难而上,力排众议,推行新法,使秦国大治,秦人富强。所以,评价商君不能无视其改革成果,不能抹去他对社会治理的功绩。

太史公在评判中,以刑公子虔、欺魏将卬、不师赵良之言等事例,便认为商鞅天资刻薄,“卒受恶名于秦”。而对商君的改革成效却只字不提,这未免有失历史公正性。当然,太史公毕竟也是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,难免在著史时参杂一些个人的好恶和情感。如《项羽本纪》里,项羽兵败乌江,无颜归江东,太史公却大赞项羽,将其与各帝王同处十二本纪之内;《吕不韦列传》里,将假宦官嫪毐塑造成“大阴人”,文笔油滑,可信度不高,恐怕是因为自身的遭遇而神话了此人;《李陵列传》中,李陵兵败投降匈奴,应是有损大汉天威,太史公却因与他私交甚厚,而为他开脱粉饰。《商君列传》里,太史公又一次以个人好恶来评价商鞅的功过。商鞅乃一代改革宗师,纵使立法征求意见不够,刑罚过于严酷,但社会治理成效明显,百姓得实惠,国家长治久安;虽然商鞅人品有缺陷,好大喜功,独断专行,但他毕竟是以“苟利国家生死以,岂以祸福避趋之”的态度,为改革而死,死得其所。由此看,太史公评价商鞅“残暴少恩”,“卒受恶名于秦”,有失公正。

纵观全文,还可发现多处评价商鞅不够客观。

(一)说商鞅“挟持浮说”有点牵强。司马迁评价商鞅“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,挟持浮说,非其质矣”。但是从文中看,商鞅三次求见秦孝公,并非虚饰浮说。他前两次建议孝公用尧、舜,用商、汤的治国方法,希望以德治国,怎奈孝公急于求成,并未采纳。于是他在第三次见孝公时,提出富国强兵的办法。秦孝公一心想自己在位的时候就可称霸群雄、名扬天下,便任用商鞅,支持变法。由此观之,商鞅虽然知道这种治国方法不能与殷、周的德行相媲美,但他为了能被孝公任用,以便展示自己的才华,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政。再从以后变法取得的成效来看,说商鞅虚饰浮说、没有真学实才和德性,确实有些不妥。

(二)说商鞅是残忍少恩证据稍显不足。常言道,英雄不问出处。只要是上马能征战、下马可治国的贤才,不论他是由谁推荐的,都是国之幸也。可太史公却把商鞅是由孝公宠臣太监推荐的也作为诟病的理由之一。太史公认为商鞅一被任用便刑公子虔、欺魏将卬。但事实是,新令刚颁布不久,太子就触犯新法。因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,不能对太子施刑,便只好处罚监督他的行为和传授知识的两位老师。上行下效,杀一儆百。才有效推进了新法的执行。公子虔之所以被处劓刑,是因为他明知故犯,才受到严惩。所以说从重处罚公子虔是事出有因,合法合理的。商鞅并没有因为他们是达官贵族就开一面,从而维护了法令的公平。

说商鞅欺魏将公子卬,从个人感情上讲,他不够朋友,利用了别人的信任。但两军对垒,商鞅与魏将卬各事其主,理应先公而后私。再说,自古以来就有兵不厌诈之计。商鞅只不过是把国事放在了第一位,把私人友谊放在其次,是舍小义而取大义矣。

(三)说商鞅不师赵良之言存在漏洞。赵良劝商鞅向五羖大夫百里奚学习。说百里奚为相,在境内施行德化,施德政于诸侯。劳累不坐车,酷暑不打伞,轻车简从走遍国中。但叙述百里奚功绩时却存在漏洞。文中说百里奚“相秦六七年,而东伐郑,三置晋国之君,一救荆国之祸。”此话有两处漏洞:一是据史料记载,初置晋国之君是在秦穆公九年,而“东伐郑”是秦穆公三十三年,其间有二十四年,与“相秦六七年”不合。二是秦穆公“以五羖羊皮”赎百里奚入秦,是其五年事。据记载,当时百里奚“年已七十余”。由“年已七十余”而“授之国政”的秦穆公五年,到“东伐郑”的秦穆公二十三年,则百里奚当已近百岁。由此来看,赵良的话是否合于史实,太史公的记述是否确凿,值得推敲。

(四)商鞅逃难一节没有史料考证。《商君列传》有关商鞅逃难一节,其他史料没有记载,恐怕是太史公运用了文学创作的“误会”法,为生发矛盾、制造戏剧性效果而虚构的,以表明商鞅变法,作茧自缚,自食其果。但是从文中来看,真正使商鞅落难的,乃是小人的诬告,即“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,发吏捕商君。”商鞅变法得罪了公子虔等人,这些人乘新君上任,便公报私仇,诬告商鞅谋反,这才导致了商鞅的悲剧。而太史公对奸人佞臣不加以批判,却认为商鞅之死乃是因果报应,咎由自取,这实在令人大跌眼镜。

不过,也难怪太史公对商鞅不感冒。因为商鞅制定的刑罚过于严酷,比如腰斩、劓刑、刖刑等都是惨无人道、骇人听闻,特别是宫刑更是泯灭人性。西汉沿用秦以来的旧法,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解,惹得汉武帝龙颜大怒,被处以宫刑。在“士可杀而不可辱”的封建社会,对太史公这等文人史官来说是奇耻大辱,生不如死。所以,太史公对商鞅的恨也是可以理解的。

另外,据一些史学家考证,仅凭一个乳臭未干的儿皇帝,是斗不过老谋深算、胸有丘壑的官场老油条商鞅的。或许是商鞅执掌朝中大权时太高调、太强势,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,有功高盖主、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嫌吧,故让孝公有所忌讳,怕商鞅的势力日益强大,自己百年以后,儿子秦惠王镇不住他,便在临终前干预了商鞅的势力,这才导致新君上任,商鞅便被“扳倒”。也就是说,商鞅是政治的牺牲品。这也许是后人的一些猜测吧。但有一点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,那就是要明白凡事利害相连的道理,要知道尺有所短、寸有所长,山外有山、人外有人,要时刻谦虚谨慎、戒骄戒躁,高调做事、低调做人,诚实守信、取舍有道,这样才能走得远,走得好。

所以,商鞅是成于变法败于刑。但不管如何,商鞅变法的经验教训对现今国家治理还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。

以铜为鉴,可以正衣冠;以史为鉴,可以知兴替。历史是文明,也是铜镜。读史可以使人明智,通过前事之鉴,以察省自己,从而自我革新,自我完善,自我提升。当前,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在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全面深化改革、全面依法治国、全面从严治党的“四个全面”战略部署的同时,大力弘扬“富强、民主、文明、和谐,自由、平等、公正、法制,爱国、敬业、诚信、友善”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,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两手抓,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,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,夯实法治之基,凝聚万众心力,使全体人民都自觉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、自觉遵守者、坚决捍卫者,使尊法学法信法守法用法护法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,人人都能守纪律、讲规矩,多理性、少任性,想干事、会干事、干成事、不出事、好共事,为早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、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做出积极的贡献。

共 4775 字 1 页 转到页 【编者按】中华文明,是典型的大陆文明,是封闭当中求发展,束缚当中图变革的历史。商鞅,作为一个将被中原各国鄙夷轻视的蛮夷落后的秦国带向强大的人物,其历史功绩不可谓不朽,但是,也正如作者在文中所述大那样,在霸业宏图的背后,商鞅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刽子手,一将功成万骨枯,甚至更甚。作者以司马迁《史记》出发,辩证的分析了商君的历史功过,例举大量史实,求证严谨,评价公正,分析精到,欣赏了!【:会稽功卓】【江山部·精品推荐】

1楼文友: 12:58:2 问好作者,欣赏佳作,感谢你对江南的支持,祝你创作愉快! 江南第一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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